●一位爱议论国家大事、关心小道消息的采购员拿来一份5月11日的《光明日报》，指点着说，“瞧这篇文章！我看又有什么名堂了。”
●表哥故弄玄虚地板着脸说，“咋样？想吃黑馍难了！一年到头不就是一块白面？从前的地主老财也别想！收的粮食没处放，卖粮难呐！”
●只有有了人的尊严、人的价值，这个民族才有尊严和振兴。
一位采购员拿来一份《光明日报》
看到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时，我正在家乡县城一个街办小厂干活。那时我离开大学已经十七年，差不多是一个小伙子出生长成的岁月。当初满怀激情，把户口迁到农村，立志要到生活里去，写出好作品，实现作家梦；然而在那样的年月，浪漫神话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点点破灭，文学梦变得愈来愈渺茫。
1978年的初夏，为了给我那赖以生存的小厂采购原料，我在一座豫北小城住了将近一个月。每天除了找关系，走门路，就是待在小旅馆里和采购员们混在一起。一位爱议论国家大事、关心小道消息的采购员拿来一份5月11日的《光明日报》，指点着说，“瞧这篇文章！我看又有什么名堂了。”其实那时我已不怎么读报，枯燥无味的空洞口号，读不出什么意思，也懒得揣测其中的政治风向。
“……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，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，强权证明不了真理。”这几句话使我心有所动，才沉下心把它读下去。“革命导师……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‘顶峰’，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；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；……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‘圣经’来崇拜。”这话触动了我内心的隐痛，使我陷入沉思。
十年前，我曾因为写给同学的信里有“反动言行”被公安机关军管组抓进监狱。要不是处理这个案子的人爱好文学，手下留情，我可能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。我的“反动言行”，就是反对“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最高峰”的提法。我以一个二十来岁青年人的激扬文字，推论说，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不但不符合辩证法，而且是一种个人崇拜。
然而在那个初夏的夜晚，在那个灯光昏暗的小旅馆里，我操心的还是第二天怎样把采购的东西弄到手，怎样找车把它运回去。一篇文章写得再好，我也不敢妄想它能给我带来好运，改变我沉沦到无可沉沦的人生。更不敢预期它能改变中国，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。
街道上越来越多的人平了反
此后几个月，这场真理标准的争论愈演愈烈，而我依然奔波在采购的路上，和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一样当局外人作壁上观。
一天，一位和我一样在街道小厂混饭吃的人来找我。在别人眼里，我们这些人都属于灰色人物。平常我们是不相往来的。夜晚就更不来往。被突然闯进来的街道民兵查到，说你开黑会，麻烦就大了。他的来访让我诧异，他吞吞吐吐说出的话更让我吃惊。“听说右派要平反了，你知道吗？”“右派能平反？”“说是要改正。”我并不知道他曾被划为右派，只知道他曾是小学教师。他来，是想让我帮他写申诉。在那样的年月，替别人写翻案材料是非常危险的事，弄不好会惹祸上身的。可旧街老邻，叫我如何推脱？幸好他自己已经写了一个草稿，只是想请我看看，帮他改改。
他走后，母亲不放心地问:“他说的是真的吗？”我不敢肯定。“如果是真的，你二哥就有指望了。”那一夜，我和母亲都没睡好。多少年了？母亲每隔一段日子就会给远在新疆的二哥寄衣物。他被划为右派在那儿劳改。一家人习惯了每顿饭精打细算，在粮食最紧张的岁月，想尽办法换粮票给二哥寄，以至于多少年看到红色票面的全国通用粮票就眼睛放光。
我的日记里记着，“昨晨（1978年11月18日）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为右派摘帽安置的报道。”母亲喜出望外，叫我立即给二哥写信。我的信还没寄到，就收到了二哥的来信，说他即将恢复工作，回原单位报到。拿着那封信，母亲的眼里闪动着泪光。
我在11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：“这几天，广播与报纸长篇报道了‘天安门事件真相’，称这次事件为‘四五运动’，‘四五运动的精神光照千秋’，成了厂里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。”
眼看着街道上越来越多的人平了反，那些漂流无着的“牛鬼蛇神”也都重回大城市。那时候才发现，街道上竟然藏着这么多人物，他们刚刚还在火补、修鞋、糊纸盒、纺麻线、脱坯、做水泥活，转眼间都成了教授、记者、编辑……母亲、妻子都开始为我着急。别人都走了，我怎么办？难道真要在街道小厂了此终生？
那真是一个让人惊奇不已的年头
在郑州，大哥和我促膝夜谈，他说：“你也该写个申诉，跑跑自己的事情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右派，也没受过什么正式处分，是自己退学深入生活，一跟头打了这么多年，有什么理由啊？”大哥耐心地说，“‘文革’前你出版过书，‘文革’中受迫害，还被抓起来过，受了很多委屈。怎么没理由？”于是，就有了我日记里的一个插页。
献给一九七九年的第一篇作品申诉书
我叫……男，现年三十六岁……
我说自己是个业余作者，高中时出版过一本书，这本书曾经被文化部选送到国际儿童读物博览会去参加书展。为了深入生活，我从大学退学到基层。“文革”中遭受迫害……
一直拖到秋天，我才把这封信寄给一位在报社当记者的同学，同时又寄了一封给“中共中央胡耀邦同志收”，算是对大哥和家人的交待。接着我继续跑我的业务，没指望它会有什么结果。在1979年9月24日的日记里，只有简单的一句：“下午，发襄樊电报及给中央挂号信。”
出乎意料的是，10月17日就收到了胡耀邦办公室的回信。信上的落款是10月4日。手写钢笔字，不是打印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可能是在收到这封信的当天就写了回信。
在报社同学的帮助周旋下，县委书记亲自过问，在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，我终于走出街道小厂，到县文化馆创作组去上班了。工资多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在离开学校将近二十年后又重新拿起了笔!
那真是一个让人惊奇不已的年头。
路过书店，看见门口排了那么长（的）队，一直排到大街拐角。进去一看，原来是在卖新出的“文革”前的外国文学书。我连忙加进去，排了两个小时，买了《高老头》、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、《邦斯舅舅》、《契诃夫小说选》，花了四元多。这一下，这个月的生活可要紧张了。（1978年6月11日）
电影越剧《红楼梦》今天开始放映。“文革”前的片子竟激动了一座县城。电影院从早晨五点一直放到凌晨两点。在办公室、在家里、在路上，在大街小巷，到处都在谈论宝玉、黛玉，人们沉醉在优美动人的唱段里，连学校的小孩子也都笑眯眯地哼唱。（1978年8月9日）。
那个瞬间坚定了我重回文坛的文学信念：人性，个体的命运，是艺术穿越时空的灵魂。
这一年，农村的变化更让人瞠目。
才表兄和长胜哥从乡下来，吃过饭聊了一下午，天快黑才走。生产队的地分到户了，农具、牲口也分了，他们讲得眉飞色舞，高兴极了。（1978年12月16日）。
那时我对表哥和堂兄的高兴存着几分疑问。多少年来，他们一直是缺粮户，每到冬天都要靠公社救济，一年四季没吃过白馍。分了地就能出现奇迹，让他们吃饱肚子吗？
然而奇迹真的出现了。两年后我到乡下走亲戚，我问表哥，现在日子过得咋样？表哥故弄玄虚地板着脸说，“咋样？想吃黑馍难了！一年到头不就是一块白面？从前的地主老财也别想！收的粮食没处放，卖粮难呐！”
也许是受了表哥卖粮难的启发，我写了小说《五月》，不料它获了那一届的全国奖，成了我的代表作。不久后我被调入省文联，实现了作家梦。
三十年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，然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，这变化是不可思议的。只有有了人的尊严、人的价值，这个民族才有尊严和振兴。还是这片土地，还是这些中国人，三十年前油盐、点心要凭票供应，三十年后这个国家成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。没有思想的解放，没有人的解放，没有生产力、创造力的解放，可能吗？
(《随笔》2008年第4期田中禾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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